伊利夏提 | 似乎，我们又回到了偷听歌曲的时代

最近，据几家国际媒体依所谓‘维吾尔自治区’之泄露音频报道，中共在东突接续禁止、收缴维吾尔书籍之后，又开始禁止维吾尔歌曲；被禁的维吾尔歌曲的名单很长、很长，被禁歌曲包括了流行歌曲和传统维吾尔民歌等。

维吾尔语言事实上已被禁，维吾尔文化和宗教信仰被禁，维吾尔语的书籍也都被禁止、收缴；现在，维吾尔语的歌曲又遭遇被禁的命运。维吾尔人，现在除了“维吾尔”这个民族称呼之外，其他任何凸显维吾尔人民族身份的独特属性，都在一一被列入‘崛起’中华的黑名单里。

小时候在曲鲁海，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的横扫一切；那时我大概6-7岁。记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冷冬天的夜里，爷爷、奶奶和我正准备睡觉，突然两个叔叔门也不敲就带着风雪推门而入。

年长的叔叔羊皮大衣鼓鼓的，似乎里面裹着一个什么东西，他们俩人很神秘地放下了羊皮大衣里的东西，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箱子。

我问小叔叔那是啥？他告诉我这小箱子是收音机，能收听歌曲。我好惊讶，这玩意儿还能收听歌曲！

爷爷很快拿家里破旧的被子、褥子把门窗都紧紧地捂上，年长的叔叔把收音机的电线和家里昏暗的电灯泡线相连上；那个箱子开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叔叔开始小心翼翼地转动一个旋钮搜索；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的吱吱呀呀之后，突然从那个箱子里传来一个维吾尔男人的声音，似乎是在播报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浑厚、铿锵有力，也很严肃，类似于我家门前电线杆子上大喇叭里的维吾尔人播报文化大革命新人新事。

爷爷、奶奶和两个叔叔都静静地听着，似乎很是着迷；我觉得很无聊，打着哈欠准备睡了。

突然，传来小叔叔兴奋的声音，“歌曲、要放维吾尔歌曲了！”爷爷也很激动地附和道：“是，是帕霞·伊夏（Pasha Eshan）的歌，是‘山间小溪（Tagh Suliri）。’爷爷、奶奶和两个叔叔沉浸在时断时续的歌声中，接着是“解放了的时代”（Azat Zaman）。

那歌声，就如传唱千年的伊犁街头民歌，一会儿有远而近、由微弱难于听清歌词到清晰的大声；一会儿又会有近而远，消失在电波的呼啸声中；爷爷、奶奶和两个叔叔，似乎忘了冬天的寒冷和一天劳作的疲乏，似乎也忘了天已经很晚，也没有了开始时的那种谨小慎微，任帕霞·伊夏的歌声冲出窗外，消失在风雪的呼啸中。

帕霞·伊霞以其独特女高音纵情演唱的几首维吾尔歌曲，似乎把爷爷、奶奶带回了他们那短暂快乐的青春时代，那个独立、自由的时代。

帕霞·伊夏演唱之后，是阿布都热伊穆·阿赫默迪（Abdurehim Ehmedi）演唱的鲁特弗拉·穆塔里甫（Lutpulla Mutellip）的“无奈”（Meylimu）和几首喀什噶尔民歌。阿布都热伊穆·阿赫默迪对穆塔里甫悲剧歌词的哀婉演绎，让爷爷、奶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小叔叔开始给我讲他由爷爷听来的鲁特弗拉·穆塔里甫的故事。

我在歌声中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不知道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听了多长时间，早上醒来，我发现那个叫收音机的箱子，已经不在昨晚的窗台上了。我问爷爷，爷爷示意我小声点。然后爷爷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还记得村里的兽医托赫塔尤夫（Tohtiyup）大叔吗？”我说：“记得爷爷，他不是被政府抓走了吗？”爷爷点点头说：“是的，他被抓走了，就是因为他偷听我们昨晚听的那些歌曲而被抓走的。”

爷爷继续道：“孩子，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我们家有收音机，更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收听了帕霞·伊夏和阿布都热伊穆·阿赫默迪的歌曲，那些歌曲都是被禁了的；如果公社民兵知道了，可能全家都会被抓走！”我真的被吓坏了，我可不想让爷爷、奶奶被抓走，更不想让两个叔叔被抓走。

收音机大概在我们家待了一周左右，每天等天很晚了，爷爷、奶奶和叔叔们一起把门窗捂严实后，就会打开收音机听；对新闻，他们似乎没有了一开始时的兴趣，他们只想听歌，特别喜欢听帕霞·伊夏的伊犁民歌。

我知道爷爷和两个叔叔都喜欢弹都塔尔，也喜欢唱歌；据说，爷爷年轻时，也是伊宁县小有名气的都塔尔弹唱歌手；当然，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年代，他不再弹都塔尔啦，也不唱歌啦；但他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漫长冬夜里，教我背诵维吾尔民歌歌词，给我讲述很多维吾尔民歌歌词的由来，他也讲过鲁特弗拉的悲剧故事。

后来，我回到哈密铁路地区父母身边上汉语学校，发现家里有一个和那个夜晚叔叔们带来的收音机几乎一样的一个台式收音机；一开始我不敢动那个收音机，慢慢地，我开始在父母去上班时偶尔打开偷听广播。

熟悉了那个收音机之后，我开始搜索短波各台，也找到了爷爷、奶奶偷听的那个维吾尔语广播电台，后来也知道了那个电台的名字是“解放电台（Azat Radiosi）。”是苏联为对付中国而办的维吾尔语电台，每天的节目是针对东突厥斯坦，以批判毛泽东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迫害，以及讲述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的历史，中间穿插被中国禁止了的维吾尔歌唱家们演唱的维吾尔语歌曲；如帕霞·伊夏、阿布都热伊穆·阿赫默迪等。

当时，我以为帕霞·伊夏和阿布都热伊穆·阿赫默迪都在苏联中亚。

有一天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解放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提前下班回来的父亲突然走进了屋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新闻的我，根本没有来得及关掉收音机。父亲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关掉收音机，然后很严厉地警告我再也不许偷听被政府禁止的广播电台；父亲神色严峻地告诉我，偷听敌台会给全家带来灾难。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偃旗息鼓的末期；我呢，也早已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曲鲁海农村孩子；因而，对父亲的警告，我根本不以为意，对父亲警示的灾难性后果，也是右耳进、左耳出。

小区里另一家维吾尔人孩子，和我一样，也是从农村到哈密铁路地区来上汉语学校的。他作为我在这个铁路小区里唯一的维吾尔朋友，我们俩无话不谈；他告诉我，他们家也经常偷听“解放电台”的维吾尔语节目。

再后来，毛泽东死亡。伴随整个中国政治形势的松动，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也开始慢慢地、谨小慎微地复苏自己的文化。当时，那些被禁的维吾尔民歌，开始在各种私人聚会场合出现。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帕夏·伊夏还在东突厥斯坦，她是因为她演唱的一些歌曲，而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歌曲被禁唱、禁听。而聪明的阿布都热伊穆·阿赫默迪，则早早地就逃离了东突厥斯坦。

再往后，伴随所谓“四人帮“的打倒；和中共其他统治区一样，在哈密铁路地区，随着录音机的传入，各种香港、台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也开始偷偷传播，我们这些处于青春萌动的少年，开始了偷听邓丽君、张帝等港台“靡靡之音”的时代。伴随这些被禁歌曲的优美旋律和饱含深意的歌词，我这个维吾尔民考汉，开始探索个人的人生之路，维吾尔民族的复兴、自由之路。

现在回头看，在那个充满了虚假希望和承诺的年代，处于少年气盛的我以为，维吾尔人偷听敌台的时代永远结束了，偷听被禁歌曲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来了。

然而，现实很冷酷，维吾尔人在享受了一段短暂宽松时代之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突厥斯坦又慢慢地被中共一步一步地强行拽返不能读被禁书籍、不能偷听敌台、不能偷听被禁歌曲的，处处是禁忌之恐怖时代。

有意思的是，90年代中期，石河子开办经济广播电台，公开考试招聘广播员，我以优异成绩过五关、斩六将获选。为了培训我们，石河子电台把我们送到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学习一周。

在培训期间，我得知坐落于乌鲁木齐南昌路的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以前是中国政府用以干扰苏联“解放电台”的干扰中心。也就是说我爷爷、奶奶和叔叔们，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维吾尔人，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听那些哀婉悠扬的维吾尔民歌而收听敌台时，那些烦人的电波呼啸、吱吱呀呀的干扰声，就是来自这里。

出师未捷身先死！东突厥斯坦的政治形势，维吾尔人的命运，就如我在石河子电台夭折的广播员生涯，好戏还未拉开序幕，就进入了悲哀的尾声。

我又和大多数维吾尔人一起，又开始了偷听敌台的时代。这时候的敌台，不再是苏联的“解放电台“，而是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半个小时的维吾尔语广播。

我先是买了一个香港产的90多元人民币的“德声”收音机，因为有人告诉我，收听自由亚洲维吾尔语广播，“德声”收音机功率最好。然而，一段时间后，中国政府对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新闻的干扰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经常是节目听到一半，噪音就将播音员的声音淹没了。

为了能及时得到有关维吾尔人的真实信息，我又咬咬牙，买了一个200多元人民币的“德声”收音机；该收音机能储存不同的短波波段。当正在收听的短波波段被干扰淹没时，可以立即转换到另一个短波波段收听；当时，不仅是我身边汉人同事觉得我花200多元买个收音机太不值得，甚至家人也觉得我乱花钱。

但我觉得值得，我需要知道我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儿，需要知道真相；当时，我对歌曲没有了那么大的兴趣，只是偶尔听听而已。

再往后，逃离家乡流亡，到美国；新闻自由了，但失去了家园。在异国他乡，维吾尔语、维吾尔书籍和维吾尔歌曲，成了不可失去的乡音，和链接维吾尔根的经典。好在，我们在国外的维吾尔人，至少可以听任何一首想听的维吾尔语歌曲，而不必担心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但家乡的维吾尔人就没有我们那么幸运了，他们可能会因为下载一首被禁歌曲而被抓捕，甚至判刑入狱；可能会因演唱被禁的歌曲而被重判，如年轻的维吾尔歌唱家阿布都外力·阿尤普（Abduwali Ayup），和麦麦提江·阿不都卡德尔（Memetjan Abdukadir），俩人都因为其演唱的歌曲而被判重刑。

而且，更不幸的是，维吾尔听歌者也好，演唱者也好，都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一首歌就会被中共当局定性为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