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报纸采访艾哈迈德江·卡西姆：“我心怀感激，但我也遭遇过歧视”
编者按： 本采访最初发表于荷兰日报《人民报》（De Volkskrant），经该报授权，由《维吾尔时报》（Uyghur Times）转载英文版，并由《维吾尔邮报》（Uyghur Post）转载维吾尔文版。可在此阅读荷兰文原文。
第一代移民：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艾哈迈德江·卡西姆
“我心怀感激，但我也曾被贬低”
29岁的维吾尔人艾哈迈德江·卡西姆（Ahmedjan Kasim）看起来似乎毫不费力地在荷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流利地掌握荷兰语，并曾积极参与自由民主人民党（VVD）的政治活动。
但他说：“有时候我会想：我做了这么多融入社会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终究还是会被当成一个外来者。”
作者： Angela Wals
摄影： Marwan Magroun
2009年7月5日，是艾哈迈德江·卡西姆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一年，他13岁，和一位朋友独自在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家中。
“维吾尔人更愿意把这里称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或者 Vetern，”卡西姆坐在位于海尔德兰省某地的一套一楼公寓的客厅里说道。他不愿透露具体住址，因为担心北京的‘长臂管辖’。
“我们的母亲那天晚上去了市中心吃饭。后来我们听到了巨响，从窗户望出去，看见了黑烟。朋友的姑妈打来电话说：‘把所有门关紧，千万别出门。’我们开始害怕了，试着通过互联网了解情况，但很快就断网了。”
那天，数百名维吾尔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政府。他们要求调查一起发生在中国南方某工厂城市的事件——两名维吾尔工人被汉族工人殴打致死。但卡西姆说，这场抗议并不仅仅是为了那两名工人，而是多年积累的不满的集中爆发：维吾尔人长期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
这场原本和平的示威，在警方的强硬镇压下演变成骚乱。暴力也波及了城中的汉族居民，造成数十人死亡。随后发生了报复行动，受害者多为维吾尔人。事后，政府逮捕了数百名维吾尔人，其中二十多人被判处死刑。
“晚上十点半，我母亲终于回到了家。那时市中心已经没有车、公交或出租车运行，她只能步行回家。多年以后，她才告诉我，她一路上不得不跨过尸体。她到家不久，整个乌鲁木齐就停电了。”
“第二天早上，电力恢复。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如何把示威者描绘成‘受境外势力操纵的恐怖分子’，并称因此必须采取强硬措施。随后宣布了长达数月的封城。”
7月5日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街上出现了军车和巡逻队。原本热闹的城市变得异常安静。集会被禁止，街上几乎看不到年轻男性。传言说，他们被抓走了。
小时候，我对政治并不关心。我上的是汉语小学，普通话说得很好。我一直都能看到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比如招聘启事上写着‘不招维吾尔人’，或者在检查站有人无缘无故被打。
但7月5日之后，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这对我作为一个维吾尔人意味着什么？我意识到，在中国人眼中，我是‘他者’。”
“我母亲多年来一直在犹豫，她的儿子在中国是否有未来。她在政府监管下的旅游局工作，负责从乌鲁木齐组织前往前苏联中亚国家的旅行。示威发生一个月后，她去伊斯坦布尔出差。在那里，她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警告她千万不要回国。她被拍到7月5日当天出现在市区的监控画面里，这就足以让政府将她列为‘嫌疑人’。她当场必须作出决定。她选择飞往荷兰，并在那里申请了庇护。”
你什么时候再见到母亲的？
“831天之后。我轮流住在两个祖母家里。父母已经离婚，父亲在外省工作。最后几个月，他回来照顾我。母亲离开后不久，家里遭到突袭，便衣人员没收了我的护照，所以我无法马上去荷兰。
说来也奇怪，那段时间其实挺美好的。我是个青少年，没有了严格的母亲管束，反而觉得轻松。朋友成了我的家人。我们十个人几乎天天在一起踢球、按门铃就跑、生火、在炭火里烤土豆、从阳台跳进五米深的雪堆。
两年半后，通过各种周折和母亲的关系，我终于拿回了护照，并从荷兰使馆拿到了签证。母亲希望我尽快离开，但父亲希望我留下来。有一天，我和父亲、叔叔、祖母在家时，祖母突然问我：
‘过来，艾哈迈德江，你选哪个？’
这是我不愿回忆的时刻。我对父亲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你父亲现在在哪里？
“他在2017年被捕，被判处十五年‘再教育营’刑期。我不知道原因，也完全联系不上他。我只希望他还能活着出来；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
“我飞往国外的事情肯定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与外国有联系被视为可惩罚的行为。就在那一年，习近平发动了‘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行动，维吾尔人遭到大规模逮捕。”
你还和童年朋友联系吗？
“没有。一个接一个，他们在微信上把我删掉了。‘出于安全原因’，有时会这样说。”
卡西姆轻轻拍了拍裤兜。
你口袋里是什么？
“我的手机。我把朋友的照片存在收藏夹里。你想看看吗？”
他滑动屏幕：“这是马利克，大家叫他‘长颈鹿’，因为他最高。还有博拉，我最好的朋友。他谁都不怕，跟谁都敢打架，是个街头少年。但为了朋友，他可以赴汤蹈火。
扎基亚特在2017年也突然把我删了。两年后，他忽然给我发消息：‘我们好久没说话了，我想你。’
他给我发了很多乌鲁木齐的照片和视频，还给我录了一段弹吉他的录像，是一首维吾尔歌，叫《Weda》（意为‘承诺’），讲的是青春、爱情和兄弟情。我们以前总一起唱。
他问我：‘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你回了什么？
“几乎什么都没说。我有太多想说的，但我忍住了。我不想让他陷入更大的危险。”
卡西姆把手机收了起来。“而且，那也是六年前的事了。”
2011年11月，卡西姆经北京和莫斯科飞抵阿姆斯特丹。母亲在自动门后等着他。
“在去埃德—瓦赫宁根的火车上，她只是微笑着看着我。”
他完成了 mavo、mbo 和 hbo 教育，并在乌得勒支大学学习法律。与此同时，他母亲不断受到中共特工的威胁。2020年，他决定公开反抗中国的高压政策，开始在媒体上为维吾尔人发声，并于2022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你写道，来uration几年后，你开始真正品尝到以前从未有过的自由。
你可以在学校表达观点，也可以讲维吾尔语。
“在荷兰，你只需要努力工作，而我做得到。”
卡西姆叹了口气：“但我必须诚实地说，自从书出版后，发生了很多事。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内心充满感激——这很合理，我在这里是安全的，不再害怕放学后有人等着我。
但我也曾被老师贬低、被学生嘲笑、在足球场上被辱骂、被种族定性执法。被歧视的经历数不胜数。
可很长时间里，我并不这样看待这些。我觉得它们都无法与我童年时经历的、无所不在的种族主义相比。只要没那么严重，就已经像自由了。”
“2022年，我代表VVD参加了埃德市议会选举，但不久后我就退党了——我无法再认同他们在庇护问题上的立场。
2023年第四届吕特内阁倒台、极右翼自由党（PVV）胜选后，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断裂了。在民主核心地带，社会中潜伏的种族主义突然获得了政治合法性。
叶西尔格兹关于‘家庭团聚之上的家庭团聚’（nareis op nareis）的说法，说的也是我。就好像党当面对我说：‘其实你本来就不该被允许来投靠你的母亲。’”
“我学了语言，完成学业，有一份公务员工作，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我并不是在‘你周末过得怎么样？’这种文化中长大的，但如果这是规范，那我也会配合。
有时候我会想：我所有这些融入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永远都会被当成外来者。”
你会多少种语言？
“五种：维吾尔语、普通话、荷兰语、英语和土耳其语。我现在在学俄语。我对语言有天赋，这是我的幸运。
以前别人说：‘你荷兰语说得真好！’我总是把这当作夸奖。”
那现在不是了吗？
“通常是善意的，但有时候它也成了一种衡量你是否‘融入’的标准。仿佛在说：你是例外。
这让我想起汉族人夸我普通话时说的话：‘你是个好维吾尔人。’”
“我去接受了心理治疗，学习处理创伤。在那里我了解到一个概念：‘融入悖论’——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越同质化，反而越容易感到被排斥。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确实感到孤独。我想念那种可以完全做自己的朋友圈。现在好一些了，我学会了少苛责自己，多享受生活。而我在荷兰缺失的那种共同体感，我在欧洲各地的维吾尔人当中重新找到了。”
维吾尔人（背景）
维吾尔人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新疆地区，该地区自1949年起由中国统治。他们讲突厥语，多数信仰伊斯兰教。
中国政府推行“汉化”政策，试图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加强“中华化”，其中包括鼓励汉族移民定居新疆。
自2017年以来，估计有约一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被关押在“再教育营”中，遭受思想灌输、强迫劳动和虐待。中国将此政策辩解为反恐、反极端主义和反分裂。
包括荷兰和美国在内的多国将其称为“种族灭绝”。
自世纪之交以来，也确实发生过维吾尔极端分子发动的袭击，且手段日趋专业化。
荷兰境内约有两千名维吾尔人。
出于安全原因，文中部分姓名和地点已匿名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