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哪一种劫持人质更野蛮——马杜罗，还是整个维吾尔民族？
当世界谴责一位国家元首被“劫持”时，一个完整民族遭到大规模拘禁却长期被忽视。
作者：肖热特·霍舒尔（Shohret Hoshur）
2026年1月20日
究竟哪一种行为更为野蛮——劫持一位总统，还是劫持一个完整的民族？而事实上，究竟是谁为“劫持人质”树立了榜样——唐纳德·特朗普，还是习近平？
当唐纳德·特朗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时，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谴责，称这一行动违反国际法、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并将其定性为“破坏国际秩序的霸权行为”。许多国家对此表示批评，我并不感到意外。真正令我震惊的，是中国的反应——不是因为它谴责了这件事，而是因为“是谁”在谴责。来自北京的表态，与其说是道德判断，不如说更像一场政治表演。
围绕马杜罗被捕的喧嚣迅速而高涨。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评论人士纷纷警告称国际法遭到破坏。作为一个本身就被“劫持”的民族的一员，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情绪。一方面，我感到一丝欣慰——世界在某些情况下仍然保有正义感；但另一方面，我又深感悲哀，因为这种正义显然是选择性的。它有时对某些人有效，却对另一些人完全失灵。而当涉及我们时，它往往彻底隐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教。中国外交部谴责此次行动是“破坏国际秩序的霸权行为”。对于了解中国对维吾尔人所作所为的人来说，这种反应不仅虚伪，而且令人作呕。
我不禁停下来问自己：劫持一位总统，真的比劫持一个完整的民族更残暴吗？哪一种行为对国际法的践踏更为彻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两种“劫持”方式进行了比较。
在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中，特朗普政府通过空中、陆地和海上部署了有限数量的人员，整个行动持续了两小时二十八分钟。相比之下，中国动员了数以万计的警察和数十万名基层干部，拘押了超过三百万名维吾尔人。
特朗普的部队抵达的是总统府大门；而中国警察则在深夜翻越院墙，闯入民宅，砸门破锁，毫无预警地闯进屋内，刻意制造恐怖气氛。
特朗普的士兵突袭的是由军队和安保人员保护的总统府；中国武警突袭的却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之家——男人、女人、老人，他们唯一的“防护”，也许只是院子里的一条狗。马杜罗被捆绑后由直升机带走；而维吾尔人往往被蒙上头套，如果没有头套，警察就用自己的外套罩住他们的头，将其拖走。
马杜罗被拘押后，几乎立刻进入法律程序。被带到纽约三天后，他便被移交法院审理；一周之内，他就获准会见自己的儿子。世界知道他为何被捕，他自己也清楚原因。
而被送进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则根本不存在任何法律程序——没有逮捕令，没有指控，没有审判。家属被彻底蒙在鼓里；被拘押者本人往往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抓，除了一个原因：他们是维吾尔人，是这片资源丰富、历史上被称为“东突厥斯坦”的土地的主人。
在我自己的亲属中，就有十一人消失在这一体系中。九年来，我未能与其中任何一人取得联系。
特朗普政府在抓捕马杜罗后，公开承认其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兴趣，并辩称两国都可能从中受益。而中国则在悄无声息中攫取东突厥斯坦的石油、天然气和自然资源——这片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同时却坚称自己只是“在经济上支持新疆”。它从未解释，这些利润究竟流向何方。
马杜罗最终很可能会得到一个判决，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是公开的。相比之下，关于维吾尔集中营的信息，只能零星流出。我们得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官员——如前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吾提（Sattar Sawut）和大学校长塔什波拉特·铁依甫（Tashpolat Teyip）——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作家和诗人被迫“认罪”，并长期被关押。普通维吾尔人动辄被判十五年以上重刑。将近十年过去，获释者仍然寥寥无几。
这种“劫持”并非始于今日。1949年，维吾尔重要领导人艾合买提江·喀斯米（Ehmetjan Qasimi）等人被骗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却在途中死于所谓的“飞机失事”。他们的继任者赛依丁·阿齐兹（Seypidin Aziz）被带到北京“高升”，却实际上终身遭到软禁。他后来用一句令人心寒的话概括了自己的处境：“金笼子也是笼子，铁笼子也是笼子。”
在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中，除对抗的军事人员被消灭外，没有平民伤亡的报道。而在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里，却有人死亡、疾病蔓延，至今没有任何完整、透明的统计数据。一个民族，正在没有炸弹、没有子弹、没有头条新闻的情况下，被慢慢摧毁。
特朗普的行为也许确实是错误的。但它真的是最野蛮的吗？抓捕一位总统，真的比囚禁一个完整的民族更残暴吗？国际法的存在，难道只是为了保护国家元首，而不是为了保护人民本身吗？
如果全球的愤怒只为总统而存在，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却可以在沉默中被劫持，那么问题不仅仅是政治虚伪，而是国际法本身正在被掏空。
肖热特·霍舒尔（Shohret Hoshur）（2025年前使用笔名“蓝旗／Kok Bayraq”）是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称“新疆”）的政治流亡者，反对其家园的“中华化”政策。他曾在《台北时报》（Taipei Times）和《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发表独到的评论文章，聚焦正在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问题。同时，他也是新成立的维吾尔语媒体《维吾尔邮报》（Uyghur Post）的编辑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