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加中关系“重启”——三项关键协议引发对人权与跨国镇压的担忧
加中关系重置下跨国镇压风险上升：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与文化交流为威胁维吾尔侨民安全打开大门
作者：塔希尔·伊敏（Tahir Imin）
2026年1月20日
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访问北京，这是近十年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此次访问以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为标志，并签署了涉及贸易、能源、文化和执法合作的多项谅解备忘录，正式重启加中关系。
尽管官方强调这些协议带来的经济利益，但人权问题在协议中被明显边缘化，这引发了外界对其可能影响维吾尔社群安全以及加拿大核心价值的广泛担忧。
尽管包括人权组织和维吾尔倡议团体在内的国际社会多次呼吁卡尼总理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期间提出东突厥斯坦（新疆）发生的维吾尔种族灭绝和严重人权侵犯问题，但无论是加方还是中方发布的官方通报中，都未提及任何有关人权的讨论内容。
这一缺失符合一种长期趋势：在联合国及多份独立报告已记录大规模拘押、强迫劳动和文化压制的背景下，经济与外交优先事项不断压过对问责机制的关注。
舆论反应与地缘政治背景
包括《多伦多太阳报》（Toronto Sun）在内的部分媒体评论，将此次访问描述为加拿大在所谓“新世界秩序”中对中国“刻意靠拢”。
卡尼总理本人则表示，他与习近平主席的讨论在多个议题上“高度一致”，包括格陵兰主权、北极事务以及丹麦的角色等。这些表态引发了关于加拿大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立场定位的激烈争论。
三项协议要点及其潜在风险
在所有协议中，有三项内容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可能对维吾尔侨民安全以及加拿大主权构成直接或间接风险。
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外交延续性与更广泛影响
2026年1月16日发布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加拿大重申其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一表述在中加双方的官方文本中均有出现，延续了渥太华既有立场，同时也与北京将台湾视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叙事保持一致。
尽管加方发布的新闻通稿更强调相互尊重、平等关系和经济合作，并未突出这一条款，但其被正式写入联合公报，凸显了加拿大在关键外交议题上的政策连续性。
重启公共安全合作：潜在跨国镇压的通道
一份更新后的《打击犯罪合作谅解备忘录》由中国公安部（MPS）与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签署，承诺双方将在反腐、跨国犯罪（包括网络诈骗和非法合成毒品）以及禁毒领域加强执法合作，并通过年度工作组会议推进协作。
该协议实质上恢复并升级了类似于2010年签署的警务合作机制。此前，这类机制曾因范围过于宽泛、缺乏严格防止滥用的保障措施而受到批评。
在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中，“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或所谓的经济犯罪等模糊或政治化指控，长期以来被用来针对维吾尔异议人士、活动家和流亡者。有关信息共享、人员定位或促成“自愿”访谈的条款，可能为以下行为打开渠道：
对加拿大境内维吾尔人的监控升级
通过在东突厥斯坦的家属实施恐吓施压
迫使维吾尔侨民限制或停止公共倡议活动
尽管该谅解备忘录提到合作具有酌情拒绝权，并需遵循各自国内法律，但由于缺乏明确的人权审查机制或独立监督，在已有大量维吾尔社群遭受跨国镇压的记录（包括发生在加拿大境内）的背景下，这一协议引发了合理且严重的担忧。
文化与旅游交流：软实力影响的潜在渠道
在文化领域，中加双方通过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与加拿大文化遗产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决定重启中加文化联合委员会，并承诺扩大在以下领域的交流：
艺术与文化遗产
教育与创意产业
博物馆与数字内容
双向旅游推广及签证便利化
这一合作被认为存在明显风险，因为向中国开放加拿大的数字资源，更多地有利于中国获取数据与影响力，而不是将中国的思想或创新引入以服务加拿大社会。
加拿大官方将这些举措描述为加强“民间交流”和“文化理解”的机会。然而，与中国国家关联机构的深入合作，也带来了明显的软实力渗透风险。
维吾尔倡议者长期指出，中国在海外开展的文化与媒体项目，往往服务于北京关于东突厥斯坦的官方叙事，同时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歪曲维吾尔人的真实声音。此类合作可能无意中助长：
信息操纵与宣传
对加拿大文化与学术机构的影响
合作方在涉及中国议题时的自我审查
影响评估：经济战略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失衡
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大陆、忽视人权问题、扩大警务对警务合作、让加拿大社会暴露于中国的数字宣传和人工智能技术之下，并引入更多与中国政府关联的人员进入加拿大——这些做法都会使所有人面临更高风险。
单纯加强双边关系、推广中国官方叙事，并在贸易、文化和教育领域深化合作，而不同时确保人权保障，清楚地表明人权已被置于加拿大政策优先级的末位，也可能削弱加拿大过去在人权议题上取得的进展。
在缺乏同步解决人权问题机制的情况下推进双边关系，可能会在事实上“正常化”与北京的关系，从而间接削弱国际社会在维吾尔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